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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2016年是“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同志诞辰105周年。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钱学森不仅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在航天事业上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开创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与国外同行相较，独树一帜，屹立群伦。在2016年4月24日，我国第一个航天日来临之际，纪念钱学森，从他长期的重大工程实践经验以及多彩的艺术思维中发掘创新的原动力，显得尤为必要。

　　铸就不朽航天丰碑

　　有人说，伟人和大师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出一个。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钱学森真正是一代宗师。面对国家需求，钱学森历经人生五次重大抉择，留美期间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作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他在航天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座丰碑，他一生所追求的系统工程与总体设计部思想更是推进了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钱学森开创的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与国外同行相较，独树一帜，屹立群伦。这一切都离不开钱学森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长期的重大工程实践经验以及多彩的艺术思维。今天，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信息社会飞速发展，我们愈加感受到钱学森的哲学思想之光辉，更看到系统工程生命力之强劲。

　　钱学森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他跨学科地从铁路工程转到航空工程专业；跨地域地从中国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跨专业地从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跨领域地进入火箭、导弹、工程控制等尖端新领域。这些丰富的经历使得他在不断融合、不断转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了思想体系，为主持我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航天事业的奋斗过程中，钱学森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他既是规划者，又是实施者；既是领导，又是老师。他带领航天人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塑造了他人生的另一丰碑，也正是中国航天事业为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提供了实践的土壤，正如原航天部710所的于景元研究员所说：“钱学森在开创我国航天事业的同时，也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

　　钱学森把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兵团作战”的那套办法，沿用到国防工程建设上，又将我们党所独有的民主集中制运用到研制的全过程中，团结所有可以凝聚起来的力量用在“两弹一星”的事业上，最终取得了成功。钱学森意识到搞国防尖端技术，要指挥如此之大的社会劳动，必须成立一个由很多学科配套、专业齐全、具有丰富研制经验的高技术科技队伍组成的部门，为领导提供技术参谋。这个部门就是现在的航天系统总体设计部的雏形，在这里实现了统一领导、两套指挥保障系统相结合的互动灵活管理模式。

　　1962年2月，经聂荣臻元帅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技委）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科技委的成立，使党政领导耳聪目明，科学、民主决策有了有效的途径。科技委这一组织形式也一直沿用至今，不仅国防科技工业系统，部队的科研试验单位，连政府部门和公司企业也逐渐建立了这个机构。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钱学森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在对早期航天事业实践深入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与许国志、王寿云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第一次较为明确地定义了对中国系统工程的早期认识，系统工程开始在中国快速发展。为进一步发展系统学，在钱学森的亲自倡议和参与下，1986年起开始在原航天部710所开展“系统学讨论班”（已于2013年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恢复），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现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是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讨论班的举办为中国的系统工程发展做出了坚实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系统工程的摇篮”，扛起了中国系统工程的大旗。

　　系统工程报效国家

　　钱学森开拓创建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过程，始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与国内外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并着重解决一些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因此，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不仅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深深感到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争光，为民争气，总体设计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在深入研究社会系统的基础上，钱学森结合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总体设计部极为成功的经验，按照系统工程的设计原则，1979年提出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运用系统工程方法，综合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为此，钱学森提出设置专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对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组织专题讨论。虽然这一建议在钱学森生前没能最终实现，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

　　1984年6月，钱学森提出利用系统工程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的设想。其主要内涵是“以草原为基础，利用日光，通过生物，创造财富”的产业，是用系统思维、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把“输血”和“造血”联系起来，开创21世纪的大农业。内蒙古在钱学森这些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甘草、沙棘、肉苁蓉等沙产业系列和绒、肉、乳、药、薯等草产业系列。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同志看望钱学森时说：“前不久，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考察，看到那里沙产业发展得很好。沙生植物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钱老，您的设想已经实现。”

　　钱学森晚年近30年的研究，将系统工程思想应用到了我国社会系统当中，如军事领域、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以及交通等领域。现在，钱学森思想的传承者们已把它推广到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并成为其重要指导思想。

　　活学善用丰富马哲

　　钱学森的爱国情、爱民心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科学的真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

　　钱学森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也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自己。他认为导弹航天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他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钱学森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他认为，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奠定基础以来的一百多年中，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科学发展的指导地位。他在1957年发表的《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中就写道：“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要把理论和实际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

　　钱学森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实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他的科学理论体现着辩证的哲学思维，他的哲学思维又有着深厚的科学底蕴。

　　他的科学观与方法论不仅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而且凝聚着深厚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切为了祖国的强大、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幸福。他把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在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91年10月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大会上，他讲过一段话：“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并强调：“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钱学森精神永放光芒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钱学森高度总结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并指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区别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认为它们之间是网络式、反馈式的关系，将社会发展的规律概括为：“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引起社会形态的飞跃。钱学森关于四种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发展影响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信息社会”等学说相继问世。钱学森认为，这些新事物、新情况，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分析、概括与总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的观念。有全球信息网络、多媒体技术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将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由于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上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世界正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社会，哪个国家也不能闭关自守。”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产生了新型的产业——信息业，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也开创了人—机结合的精神生产力。钱学森从电子计算机是解放脑力劳动的工具之角度预言，信息革命将有可能最终导致消灭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而这一预言已经得以实现。

　　钱学森根据生物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在1984年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到21世纪将发展成以动、植物工程、药物和疫苗、蛋白质工程、细胞融合、基因重组等的生物工程产业。他认为，大农业革命是由现代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引起，它实质上是以太阳能为能源，利用生物、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鱼，加上工、贸等途径，形成新的知识最密集的产业。这样发展起来的大农业，除生产的产品不同外，在生产方式上与工业已无实质上的差别，其发展将可能最终导致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今天来看，钱学森诸多预见性的理论和观点都已经变成现实，他就像穿越时空的巨人，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他的思想对于成就人类之伟大的重要意义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加感受到钱学森智慧的耀眼光芒。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方面的矛盾愈发凸显，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部署，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具体改革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用系统工程思想为“中国号”巨轮保驾护航，将助其行得更稳、更快、更远。

　　对党无限忠诚，对祖国无比热爱，是钱学森爱国主义情怀的核心要素和突出写照。钱学森一生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求学时期，他勤学精进，志在报国，树立航空救国远大理想；留美期间，他潜心钻研，志在兴国，立志学成归国报效；艰难归国，他献身国防，志在强国，成就“两弹一星”伟大事业；步入晚年，他老骥伏枥，志在富国，为人民幸福倾注心智。晚年钱学森曾回忆说：“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作者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6-04-22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