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平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演化升级，新的平台总是不断向旧的平台挑战，造成信息产业形成“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的局面。权力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我们有多少不受制于人的知识产权，共性的知识产权越多，权力空间越大。由于不掌握关键的共性技术，我国企业的权力空间受到明显的挤压。我国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一个实质目的，就是要掌握关键产业的平台、技术，扩大我国企业的权利空间。

产业平台技术属于政府和企业关注的中间地带，由于产业的共性技术既不是经济学的公共产品，又不具备商业上的独占性，因而很容易出现制度控制的失灵。一般而言，花一个亿能够获得核心技术的话，要得到一个能促进产业升级的产品原形，必须再花十个亿甚至更多的钱打造支持产业链的技术平台。过去八年，在国家支持下，龙芯的CPU花了一个亿左右的钱研究成功，具有性价比高、市场竞争力强的优势，但是要想在市场上占有可观的份额，必须再投十个亿甚至几十个亿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系统软件、中间件、各种外部设计和板卡驱动器等。只有形成了与现有的平台可以竞争的新的产业技术平台，整机厂商和业务软件厂商才会大量进来。

目前的问题是，打造产业的基础技术平台没有引起国家和企业的足够重视，因此断送了许多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机会。发展产业的平台需要强调的是企业的联合，不是强调某一个企业所谓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强调竞争的合作而不是单纯竞争。我国传统的文化并不强调合作，因此我们常出现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的局面，奥运会我国获得了五十多块金牌，其中大多数是个人的，而篮球、足球、排球等需要团队合作的金牌一块都没有，这也说明一个现象。科研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是北京市还是在科技部，想要合作申请制定标准的项目，都不允许几个单位作为联盟申请，必须有一个单位叫做牵头单位，或者几个合作单位，把资金给牵头单位，再由牵头单位分给合作单位。

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澳门赌场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在中国技术资源开发和利用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根据许多国家的历史资料统计，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的国家，一般来讲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占到GDP的2%以上，创新模式从模仿跟踪转变为创新技术为主。2008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330美元，这是2020年的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了。深圳、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人均GDP都已经超过一万美元，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北京市的人均GDP已经到9075美元，如果把北京看成是一个虚拟国家，参加全世界排名，按照世界上通用实际购买力的方式算的话，北京市和东欧国家差不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差不多，可能会排在俄罗斯的前面。也就是说北京市和我们沿海城市都应当处在自主创新创造技术为主的工业化的第三阶段，但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官员、科技人员，对科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以使用外国技术和模仿跟踪为主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必须指出，渐进的技术改进对提高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具有累积的效果，累积的总效果可能会超过一次大的创新。因此我们不能够忽视渐进的创新，包括引进消化后再创新，但是现有平台的改进是无止境的，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后，这种改进可能会遇到难以突破本质性的障碍。

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制定科技发展方针，科技技术总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16个字是整体的战略，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媒体，很少宣传重点跨越和引领未来，其实没有今天的跨越和引领，明天支撑我国产业发展的平台就很可能是受外部控制的平台。支撑发展、重点跨越和引领未来，可以理解成为自主创新的三个不同的层次，我们必须统筹规划技术创新的不同模式，不断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水平。

经济学家一百多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历次经济萧条期都是基本创新的高潮期，我们要抓住全球金融危机的机遇，在重视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重点跨越和引领未来，争取对打造自主的技术平台做出与我们国力相衬的贡献，打造新的技术平台，比如说构建TD-SCDMA无线通信平台，构建农村宽带的网络平台，大力基于国产CPU和开源软件和移动桌面平台，拉动当前的内需和增加当前的就业，为今后的信息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要实现重点跨越和引领未来，一个企业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产学研的合作和政府大力支持，要想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同时实现大学和科研单位及政府的转型。大学科研单位应当主要做前瞻性、基础性的科研工作，“十一五”期间跨越和引领研究成果，支撑“十二五”时期企业的发展。政府部署的科研项目，也要支撑未来科技发展。北京市在打造TD—SCDMA、IVS等技术方面在全国起到表率作用，借国务院批复海淀区为全国第一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东风，更加重视发展产业联盟和产业的平台技术，在北京市率先实现信息产业的转移升级。

（本文根据李国杰在海淀区“2009中关村创新与发展论坛”上的讲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