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批留美研究生，不足50岁时当选澳门赌场院士，成为国内固体力学专业的科研带头人，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今年57岁的杨卫已经适应了从科学家到校长的角色转变。如今对他而言，他的首要身份是校长，科研已经被放在了第二位。谈到对自己的目标，他说：“首先争取做一个教育家吧。”

人才引进：从“三三制”到“五五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近日发布的201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高等院校中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最多的是浙江大学，而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最多的高等院校也是浙江大学，2010年产出“表现不俗”论文最多的高等院校同样是浙江大学。

这样表现不俗的成绩，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杨卫从上任之初就大力推行的人才引进工作初见成效。

杨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了浙大这5年来的人才引进结构：“我们最近5年大概引进了六七百位人才，从海外过来的人大概占这六七百位中的36%到37%，国内的其他学校来的大概也有30%。我们叫做‘三三制’结构：海外人才占三分之一（现在是比这还多一点），从国内名校来的占三分之一，我们自己培养的占三分之一。到下一个5年，我们的引进人才可能会是另一个结构：海外人才可能要占一半，国内人才占一半（其中从国内其他名校来的占25%，浙大自己培养的占25%）。再过10年，可能我们自己的学生就不留校了。”

6年来，杨卫采取这种渐进的方式改变着浙江大学的学缘结构。这场改革一开始也受到许多阻力，很多老师对他说，与其要其他学校的二流学生不如留自己学校的一流学生。“这样的情况，可能对一两个例子适用，但总体的人才流通还是必须的。而且对学校整个宏观结构来讲，近亲繁殖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大忌，所以我们国内很多学校也都开始在做，像北大清华留校的基本很少了。我们现在基本是三分之一，以后会越来越少。”

同时，浙大近年来调整了自己的学位结构，现在研究生招生数已经超过了本科生。下一步可能还会适当减少硕士生人数。“20多年前，我们研究生培养是以硕士生为中心，发展到现在则是以博士生的科研为主。我们科研论文的产出里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博士生的，每年招的博士生大概1700人，他们是搞科研最主要的生力军。”杨卫说，“硕士生现在有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学术型的硕士生必须用学术型的指标来衡量。在科学发展到这样的情况下，要真想在科学前沿做出创新性成果，时间短了还是不太行。所以我们还不如把博士生数加大，这样对形成研究型大学是有好处的。”

研究生教育的创新生态

5年前杨卫曾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创新》的文章，文章论述了研究生、导师、培养环境（研究生院）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而今年研究生入学的始业教育课上，杨卫给他们讲的就是创新生态。

杨卫认为创新生态是研究生教育的本质特征。其形成不是突然就有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逐渐能体会、学习和掌握的。研究生教育也是社会服务的载体，创新文明的源泉。研究生教育最关键的在于创新，而不在于你学到了多少知识，后者也是为创新做准备的。研究生教育更在于新的知识和新的价值，它引领了人类发展的创新文明，这是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不同的地方。“研究生教育以创造新的知识为主要目标。在这一阶段学生与老师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种目标大家都是共同的，都是创新。同时，也要考虑与研究生院的关系，这三者的协同式关系必须要注意几个基本原则，三方不应该有任何一方过强也不应该有任何一方过弱，必须要把这些关系考虑好。”

“研究生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生导师责任重大。导师不只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方法，还负有传承精神、文化的重任。导师要时刻牢记重任在肩，如何当好导师是大学教师的一个重要话题。”杨卫给浙大的研究生导师讲过一次课，列出10条导师应遵守的要则，被总结为“导师十戒”——一戒“光当老板”、二戒“尽做监工”、三戒“漠不关心”、四戒“呵护过紧”、五戒“批评不停”、六戒“处事不公”、七戒“用心不专”、八戒“治学不实”、九戒“逐末忘本”、十戒“快速扩张”。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断追求卓越的过程

中国的知名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仅成为高等教育界关注的问题，似乎也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话题。对此，杨卫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现象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逆反：“从事实层面来讲，我们是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近了，不光是排名，包括一些名校对我们的看法，是觉得距离越来越近了，有很多东西可以和他们相比了。但同时，社会环境、舆论对我们的评价却越来越低。我一开始很不理解，后来慢慢想明白了，无论是哪个国家，它的高等教育有较大变化或者进步比较快的时候，社会舆论环境都是最持批评态度的。”

他解释道，中国高等教育前一段时间是大幅度扩招，现在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水平上来了，所以目标就提得很高，这种反差是必然要有的。“所以，媒体说高等教育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给了我们压力，也给我们改进增加了很多动力。但客观地说，高等教育，它是在快速地发展。”他笑着说。

“在制度层面，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有很多批判，比如说英美很多大学本科以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为主，而我们还是专业教育；西方是院校自治，我们是行政权力比较集中等等。”杨卫承认这些差别确实存在，但是他也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应简单地照搬以‘学术自由、院校自治、通识教育’为特征的西方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而当时西方国家在科学与文化等方面处于垄断地位，有充裕的自由发展时间。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采取这样的道路容易限于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必须体现积极的进取精神，走‘中国特色、世界水准、全球影响’之路。”

目前浙大实施的是综合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一横多纵”的本科教学模式；契合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双轮驱动”的治理结构；兼顾国家需求与自由探索的“团粒状”科研体系；以顶天与立地相结合的T型学科结构；循序渐进、梯次提高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基于多种评价标准的分类管理体系和教师管理体制。

“我们尝试从发展模式上采取一条以进取为灵魂，以混合为特征、以和谐为保障的发展模式。”杨卫说，“在中国经济、政治上崛起的同时，通过这样的渐变模式转化，能够平稳地完成从适应于计划经济的大学教育理念到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学教育理念的转变，使中国的一流大学平稳地崛起于世界之林。”

在清华百年校庆前后，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有了新的深入，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里程碑。杨卫说：“我的体会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并不像一幢建筑物，建成就达到目的了，而是一个不断追求卓越的过程。而且，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也在与时俱进，评价一流大学的价值观也非一成不变。”

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大学是有生命的，大学的发展成长应该以10年为衡量单位。

“大学最根本的变化是教师层面的变化，而大学聘一个教师一般是聘30年，二三十年才换一个人，所以大学的发展变化是以10年为单位的。大学的排名每年都有起伏，但是10年才能看出趋势，所以我们的计划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他开玩笑说，“10年是大学的一岁，哈佛今年是成立375年，就相当于37岁，正属于壮年，我们浙大今年是114周年，相当于11岁多点，还是少年呢。”

新时代的大学精神

杨卫在上任之初就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师与大楼，更需要大学精神。”他也曾说过：“大学精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精神支柱，是指明前进方向的灯塔，是集聚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磁石。”

那么，历史悠久并有“东方剑桥”之美誉的浙江大学有着自己独特的优良传统，在21世纪，她又应该有怎样的大学精神？

“新时代的大学精神要体现人文与科学、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的完美协调。要以一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气势统领全局。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既不应是西方大学理念的仿制，也不应是儒家书院的回归，而应该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杨卫说。

首先，他认为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体现积极进取的精神，“要以进取为灵魂，始终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精神支柱，把发展的理念落实为具体的阶段目标和发展路径。要以混合为特征，采取一套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混合式发展模式。要以和谐为保障，在发展中不忘基本校情和广大师生的根本利益，逐步有序地从‘优先发展’转向‘和谐发展’。”

其次，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他强调：“单是恢复到传统的儒学理念或国粹，或简单地认同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理念，都缺乏21世纪的时代精神。要对中华传统文化予以新的提升，赋予其在新时代的科学与人文内涵。所以，必须体现中外贯通、文理交融、经纬交织、兼收并包的精神。”

浙大的竺可桢校长确定了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因为“求是”这两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而创新是基于求是学风之上的进一步追求。因此，新时代的大学精神还应体现求是创新精神。

杨卫说：“只有塑造出‘积极进取、文化包容、求是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精神，我国的研究型大学群才能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在新的世界文明的背景下，发展出引导21世纪高等教育主流的大学精神。”

这不仅仅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精神，也应该是所有中国的大学应当具有的精神吧。